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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州下州”“刘随州”

2014-4-22 08:52| 发布者: 忆苦思甜| 查看: 19308| |来自: 随州日报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记者 张 顺
    随州作为隋王朝的发祥地,名称亦曾改为“隋州”,后又为汉东郡,领有八县之地;但“隋末乱离,毒被海内,率土百姓,零落殆尽,州里萧条,十不存一。”因而,唐朝前期,随州因人口稀少而屈居“下州”。唐代诗人“刘随州”以“五言长城”而任随州刺史,给随州扬了名,但使随州重返“上州”之列的,还是其继任者李惠登。
由隋至唐屈居“下州”
   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,为西魏攻取随州,并因功被代西魏而立的北周封为随国公;杨坚22岁即出任随州刺史,后又袭父爵为随国公,一旦时机成熟,干脆自己做了皇帝,建立了大隋王朝。随州之于杨忠杨坚父子,自然是“福地”中的“福地”,也当然地享受着相当“级别”的待遇,在隋初“存要去闲,并小为大”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中,州、郡、县三级改为州、县二级,许多州被降格了,而“隋州”自然得以保留。隋炀帝杨广于大业三年(公元607年)改州为郡,“隋州”改置为汉东郡,领随、土山、安贵、顺义、光化、平林、上明、唐城等8县,仍不失为大隋王朝发祥地的气派。
    尽管隋文帝杨坚用心良苦,将“随”字的“走之”旁去掉而为“隋”,但大隋王朝还是很快就“走”了,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杀,仅38个年头儿。
    而且,唐之代隋,不同于以往温文尔雅、三辞而后受的政变式“禅让”,而是群雄并起、你死我活的枪杆子里面夺政权。尽管唐高祖李渊在占领长安之后,也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,随后也过了一下“禅让”的瘾儿,但那只是局部的权宜之计,无关乎战火四起、生灵涂炭的全局。
    正如唐太宗在其《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》里所称:“隋末乱离,毒被海内,率土百姓,零落殆尽,州里萧条,十不存一。”
    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、《唐书·地理志》等记载,在隋炀帝大业年间,随州有户数47193户。而唐代贞观年间随州辖境大体相当于隋代汉东郡,但户数仅为隋的5.2%,损户近95%,可见隋末战乱是如何残酷,至唐“贞观之治”的时候,随州人口仍然稀少,可见“十不存一”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    因而,随州就不得不屈居“下州”。唐朝前期,州有辅、雄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七等。当时全国共有327州,其中有上州(包括辅、雄、望、紧州)109个;中州有29个;下州有189个,随州名列其中。唐代上、中、下州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口多少而定,武德年间3万户者为上州;开元十八年规定4万户以上为上州,2.5万户为中州,不满2万户为下州。人口的多少,成为当时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极重要指标。
    随州人口的锐减,也证明了隋唐之际,在此地战争的严重影响。随州作为南北要冲的战略位置,屡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而老百姓自然是非亡即逃,走为上计。唐朝建立初年,各地尚存若干割据势力,其中王世充盘据洛阳,自立为帝,国号郑,以洛阳为中心,西与李唐政权对峙,南控襄阳、随州,与占据江陵的萧铣政权相邻。王世充以魏王王弘烈镇襄阳,徐毅为随州(即隋汉东郡)总管,成为抗拒李唐的重要势力。
    唐武德三年 (公元620年),唐军攻克襄阳樊城,随州总管徐毅见大势已去,遂“举州降”。徐毅降唐后仍为随州刺史,但很快,唐朝便以高祖李渊之妹同安公主夫婿王裕出刺随州,直接将随、荆、襄等战略要地之州,掌控在皇亲国戚手中。
“五言长城”随州刺史
    一个诗人出任随州刺史,其贡献并不在于其政绩如何,而在于他以“刘随州”传世,增加了随州的知名度。如果他来随州任刺史时还年轻一点,卸任后再“进一步”,便不会有“刘随州”一名了。
    自隋至唐300多年间,任随州刺史(郡守)有姓名可查者近50人,而冠名“随州”者,仅刘长卿一人。
    公元781年(唐德宗建中二年),刘长卿正在随州刺史任上。当时安史之乱 (公元755年—763年)虽然已经平息,但大唐元气大伤,各地割据势力此起彼伏,社会动荡不安。是年,成德、魏博等镇连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,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,六月,李希烈统帅大军进驻随州。刺史刘长卿以诗记其事,称李希烈“问罪襄阳,军次汉东境上”,受到随州百姓的欢迎,“井税鹑衣乐,壶浆鹤发迎”——屡经乱离之苦的黎民百姓,对于国泰民安的向往,跃然诗中。
    可惜的是,此时平叛的李希烈,不久之后也成为反叛的主角。而“刘随州”,也在这乱局之中辞官而去。
    对于刘长卿,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并没有专门传记,其事迹多散见于《新唐书·艺文志四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才子传》及他自己的诗集中。
    刘长卿生卒年未有确论,各家说法相差甚远,综合看来约生于709-725年间,去世于786-790年左右。如此,刘长卿任随州刺史时,已是人生暮年,若从闻一多先生《唐诗大系》定刘长卿生年为709年,“刘随州”此时已年过古稀,纵然有才,已是时不我待,何况又身逢乱世。
    刘长卿在唐玄宗时即考中进士,并以诗名世,长于五言,自称“五言长城,时人许之”。
    “君门献赋谁相达,客舍无钱辄自安。且喜礼闱秦镜在,还将妍丑付春官。”此诗写于刘长卿刚入长安尚未考试前,身居“客舍”,“无钱”而能“自安”,是自信有才。且在应试的士子诸生中享有较高的名望和影响力,“天宝中,则有刘长卿、袁咸用分为朋头”。而对其诗更是信心满满:“长卿尝谓:‘今人称前有沈、宋、王、杜,后有钱、郎、刘、李。李嘉、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。’每题诗不言姓,但书‘长卿’,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。”“何得与余并驱”——天下无敌、自信满满,溢于言表!
    但刘长卿的自信与自傲,却给他的一生埋下了一个不妙的伏笔。
    在仕途上,“长卿有吏干,刚而犯上,两遭迁谪”,唐“肃宗至德中官监察御史,后为长洲县尉,因事下狱,贬南巴尉。代宗大历中任转运使判官,知淮西、鄂岳转运留后,又被诬再贬睦州司马。”
    有吏干,有诗才,而遭遇如此,一是因其生不逢时,社会动乱,危机四伏,不能“兼济天下”,也难以“独善其身”。“羁人怀上国,骄虏窥中原。胡马暂为害,汉臣多负恩。羽书昼夜飞,海内风尘昏。”刘诗如此描述安史叛军侵占长安后的紧张局势和自己的无奈心情。
    二是因其恃才傲物,所谓“清才冠世,颇凌浮俗,性刚,多忤权门”。所以有人感叹其“两逢迁斥,人悉冤之”的遭遇:“皆自取之。”
    在其 《罢摄官后将还旧居留辞李侍御》诗中吟道:“江海今为客,风波失所依。白云心已负,黄绶计仍非。累辱群公荐,频沾一尉微。去缘焚玉石,来为采葑菲。州县名何在,渔樵事亦违。”才踏上仕途,即遭不虞,意欲淡泊名利,反躬渔樵,而难解苦闷和抑郁之情。
    “传闻阙下降丝纶,为报关东灭虏尘。壮志已怜成白首,余生犹待发青春。”两京已复,安史之乱基本平定,唐王朝大赦天下,刘长卿因之出狱并被贬南巴县尉,虽成“白首”而“犹待发青春”,仕途之意,仍是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    刘长卿仕途的终点是随州刺史,是其所任的最高官职,以晚年而为方面大员,不知是否遂其生平所愿。而其诗集,也以“刘随州集”传世,给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财富。如今,一千多年之后的学子,仍时时学习咏诵着他的诗句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 ”
“歌谣其能”重返上州
    较之于刘长卿的正史无传,使随州重返“上州”之列的李惠登,是在《旧唐书·良吏传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。李惠登本是李希烈的属将,在李希烈反叛之后,“授惠登兵二千,镇隋州。”
    公元781年,刘长卿诗咏“壶浆鹤发迎”的李希烈军,尚是忠于大唐王朝的正义之师。当时,身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希烈,被唐德宗加封了“南平郡王,兼汉北都知诸兵马招抚处置使”等头衔,奉诏讨伐叛唐的梁崇义。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,“以通黔、岭”,兵至随州四望山,遭唐军迎头痛击,“大败而归,乃收兵襄、邓”。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,一路击溃梁崇义部将的抵抗,直捣襄阳,梁崇义兵败自杀。
    公元782年,唐德宗命李希烈兼任平卢、淄青节度使,再去征讨割据淄青的李纳。对于皇上的诏命,李希烈这一次没有当作一回事,或许是“给人家打工,不如自己当老板”的想法,他反与李纳通谋,并与叛乱的河北藩镇朱滔、田悦等勾结,自称天下都元帅、建兴王。
    据旧唐书、新唐书《李希烈传》载,“希烈破崇义众,遂讨平之。录希烈功,加检校右仆射、同平章事,赐实封五百户。”对李希烈平定梁崇义叛唐之功,唐王朝是既给荣誉头衔,又给实际好处,但于李希烈的胃口来说,这已经远远不够了。所以,唐王朝再次派差叫他去平叛,并“加希烈检校司空,兼淄青兖郓登莱齐等州节度支度营田、新罗、渤海两蕃使”——这些虚衔,已根本不能叫他动心,此时叫他动心的,是如何称王称帝。于是与李纳等 “潜与交通”,“朱滔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各僭称王,滔使至希烈,希烈亦僭称建兴王、天下都元帅”。此次称王,近似于抱团取暖的“团购”模式,唐王朝中央政权的衰弱、地方势力的野心膨胀,可见一斑了。
    自封为“建兴王、天下都元帅”的李希烈,自然要大显军威,攻城略地,“袭陷汝州”,“侵抄州县,官军皆为其所败,荆南节度张伯仪全军覆没。”又北侵汴州,南略鄂州,大破哥舒曜军于襄城,乘胜攻陷汴州。
    于是,李希烈即皇帝位,国号楚。但好景不长,几次败仗下来,李希烈即“缩气不敢摇,啖牛肉而病,亲将陈仙奇阴令医毒之以死。”俗话说,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,这李希烈帝运尽时,吃牛肉也生病,而且病而不治,成为亲信将领毒死他的良机。这一年,是公元786年。
    而随州“遭李忠臣、希烈歼残之后,野旷无人。”李忠臣为李希烈的 “主公”,曾为淮西节度使,“忠臣军政不修”,“荒纵不事”,也是祸害随州这个地方的罪人。
    而李惠登,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舞台,在唐德宗贞元初年即“举州归顺”,唐王朝授李惠登为随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“惠登朴素不知学,居官无拔萃,率心为政,皆与理顺。利人者因行之,病人者因去之”,李惠登不同于刘长卿,没有多少文化,但他全心为地方、为百姓服务,有利的就做,有害的就除,于是“二十年间,田畴辟,户口加。诸州奏吏入其境,无不歌谣其能。”其上级将他的政绩向朝廷报告,朝廷又给他“加御史大夫,升其州为上。寻加检校国子祭酒。及卒,加赠洪州都督。”
    “升其州为上”,说明随州在李惠登20年的治理下,由“野旷无人”而休养生息,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都达到了当时“上州”的标准,而朝廷给予李惠登“御史大夫”、“检校国子祭酒”、“洪州都督”的荣誉称号,不仅是提高他个人的“级别待遇”,更是对“良吏”这一群体的褒奖与鼓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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